近代以来，在西方历史话语体系下，中华文明一度被置于西方文明之下，中国人种也被认为源自西方，这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以及“中国人种西来说”。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地“挺身而出”，事实证明中华文明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文明。
以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有着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两百万年的人类史关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最广为人知的是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陕西蓝田人、湖北郧县人、北京人、河南许昌人等等，但实际上最早的是河北泥河湾人。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位于河北张家口阳原县一带，该遗址群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一共分布着80多座已经发现的遗址，超过百万年的遗址有21处。其中，距今时间最远的是马圈沟遗址。在马圈沟遗址中，考古发现距今200万年前的饭桌，当时马圈沟先民群食大象，如今还能看到他们敲骨吸髓、骨瓜取肉的种种痕迹。由此可见，中国至少已有200万年的人类史。关于泥河湾遗址群，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泥河湾遗址群涵盖新旧石器时代，从距今200到距今1万年的遗址都有，这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更说明了泥河湾古人类一脉相承200万年；二是阳原县官厅村的小长梁遗址，距今大约160万年，考古发现他们的石器风格，与后来北京人的非常相似，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传承。
一万年以上的文化史在距今1万多年时，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距今1万多年到5000年时，考古发现很多文化遗址，比如以下：三十年前，在湖南永州道县，考古发现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的水稻，刷新了历史纪录。该遗址距今超过1.4万年。在更早的时候，在湖南常德澧县发现“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拥有完整城墙系统的古城，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距今时间6000年左右。在此之后，湖南湖北地区也有很多上古遗址，说明该地区在上古拥有璀璨的文明。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考古发现“查海遗址”，距今已有万年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村”。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猪骨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石块堆塑出的“龙”（见下图），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后来分布在内蒙东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应该是查海遗址的继承者。在河南漯河舞阳地区，考古发现“贾湖遗址”，距今已有9000年，出土有刻在龟甲上的“贾湖刻符”，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酒，世界上第一个骨笛，以及各种陶器等。
如今，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贾湖刻符就是原始汉字，但这一结论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同。贾湖遗址之后到距今5000年时，出土的文化遗址数不胜数，主要分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笔者在此就不赘言了。铁证如山！上述这些上古遗址，明确无误地说明，中国已有万年以上的文化史。
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开始出现上古古国，比如以下二个古国：在河南郑州巩义黄河南岸，考古发现“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发现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里面出土了“北斗九星”，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北斗九星，七现二隐”之说，可能其中二颗星星后来看不见了，所以后世常说“北斗七星”。因此，该遗址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夏朝以“伊洛”为核心区显然是有传承的。在浙江杭州余杭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考古发现“良渚遗址”，距今5300年，占地面积3平方公里，拥有庞大的水利系统，以及各种精美文物等。可以说，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国家时代，用“良渚古国”称呼更为适合。
关于这座遗址，公认的定论是“在所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地区之一”。有人说，衡量文明的标准是“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双槐树古城、良渚古城都没有文字出土，没有理由说它们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其实，以前的文明标准是西方提出的，除了文字都是物质化体现，而全世界各种文明发展各不相同，不可能以一条标准衡量所有文明。
比如，美洲玛雅没有发展出青铜，算不算文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长期没有文字，他们难道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另外，什么程度的文字、青铜、城市等才算达到标准？可见，西方这一套标准问题很多，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今，中国兼顾其他文明特点，提出的文明标准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相比西方的文明标准，是不是更客观更全面一些，大家都有判断能力。以此判断，中华文明史至少5500余年。
其实，以贾湖遗址、双墩遗址（该遗址有630个原始字符）来衡量，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文明史有8000年。总之，考古发现足以证明，中国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脉相承、没有断层，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因此，中国古人类到底是从非洲迁移而来，还是独立起源的，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说中国传承没有断层，其中一个证据是“铲形门齿”。元谋人、北京人等中国古人类都有“铲形门齿”，而今天大约有80%—90%的现代中国人有“铲形门齿”，黑人只占11.6%，白种人只占8.4%。因此，通过基因研究“推算”出的“现代中国人是数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后代”的观点也并不准确。
简言之，对于人类史、文化史与文明史的实证追溯，即探求中国“何以中国”的具体形成过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作出自己更多的贡献”。由此可见其价值不言而喻。同时，这也提示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要关注“人类”、“文化”与“文明”，亦要立足“中国”，须聚焦于中华民族在其形成以及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和积淀的、具有独特文化基因的、发展道路的丰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社会身份以及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同时它们还意味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观照世界乃至宇宙的方式。
我国人类史可以追溯到百万年前
在中国大地上，世人常讲的“人猿揖别”究竟起于何时？毫无疑问，以往流传在华夏神州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是不足依凭的。考古学强调“透物见人”，它至少包括考古材料特征识别、形成过程研究、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推理、社会文化行为理论研究以及哲学层面的反思五个环环相扣的流程。“百万年的人类史”的结论得以印证，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对远古人类骨骼所包含的诸多客观信息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实现透过骨骼遗存提取人类信息。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始于1918年，当时瑞典人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后来又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这些牙齿化石给他们一个名字“北京中国猿人”，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一具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50万年前，这是当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且头骨具有独特的东亚直立人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趋向深入，在中国还发现了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陕西蓝田人头骨化石、湖北郧县梅铺人牙齿化石、湖北郧西白龙洞人牙齿化石，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大多数在距今100万年左右。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郧县人。他们制作了代表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生产工具——手斧。2002年7月4日，中国、法国专家公布：确认了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至少在距今10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手斧，这比欧洲早了20万年。这一发现改写了长期存在于西方学术界“中国旧石器时代无手斧”的定论，同时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这标志着中国拥有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
我国有着一万年的文化史
所谓“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该领域通过开展一系列实地民族调查而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及文化演进展开研究，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国家等问题的理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参照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能源、汲取能量的过程，食物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环。
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阶段之际，农业起源也随之开启，这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底色。目前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两大区域。这些遗址所反映的古人类定居生活和耕种行为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农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在我国至少可追溯到一万年前。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距今万年之前就形成稻作和旱作（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的雏形，而且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代这两大农业文化就实现了在中原地区的碰撞与融合，从而促成以复合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文化的大扩张，奠定了早期华夏族群的人口、语言等文化基础，形成以区域性文化传统为主体的广泛联系的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
我国文明史已历经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手段综合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换言之，农业生产出现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逐渐有了社会分工、社会生活与多样化的精神世界，自此贫富分化也渐次发生。随着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最终诞生。这恰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这突破了西方以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根据中国的材料（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考古发现显示，在距今5500—5000年间的崧泽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早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突然剧增，尤其在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反映当地出现了一次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如果在某个历史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度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具体到狭小的环太湖地区，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必须依靠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农业社会的建立不仅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早期国家的出现。最具代表性遗址即良渚古城，它的发现则为中华文明回溯到五千多年找到了实证。良渚古城以其300多万平方米的规模和高大坚固的城墙，以及将以前发现的反山贵族墓地和30多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高台围合在了城的中心。城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极为关键的。恩格斯有过一个经典阐释：“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良渚文化城址面积广大，它的营建，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严密的管理制度，而且具有都城性质，是聚落的层级分化、阶级分化的集中反映。城市内的宫殿建筑、祭坛、大墓以及玉器、精美的陶器等贵重物品是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及至阶级对立的集中反映，用玉制度的形成也表明良渚文化已踏入文明社会。在多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堆积中，都发现了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不仅如此，还发现有大面积的稻田、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良渚城址周边发现了大型的水利设施，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良渚城址和外围水利设施的建设不仅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其治水用水系统的形成和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形成机制相似。作为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得全票通过，意义非凡。这种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不仅标志着中国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样，也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而且给世界文明增加了一个崭新的独特案例，一个东方的文明社会标准。
综上所有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不曾断裂的历史。相信在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会在返本开新中释放出更多的文明之光，也会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更多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