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即位时年仅15岁，其父明孝宗朱祐樘的突然病逝为这位少年帝王埋下隐忧。
明孝宗以勤政著称，临终前托孤于刘健、李东阳等重臣，但朱厚照自幼生长于帝王家的宽容环境，沉迷骑射、市井游乐，对儒家经筵与朝堂规制深恶痛绝。
登基仅一年的朱厚照便因厌倦朝政束缚，将权力逐步转移到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八虎”手中。
“八虎”由刘瑾、张永等八名贴身宦官组成，其核心策略是迎合帝王享乐需求以攫取实权。
刘瑾：司礼监掌印太监，代皇帝批红，集团核心，权倾朝野，号称“立皇帝”。
张永：御马监太监，负责军务；唯一善终者，后期与刘瑾决裂。
谷大用：西厂提督，监管官员言行。
马永成：东厂提督，主导特务政治。
丘聚：东厂掌刑千户，监视百官，后投靠文官集团。
罗祥：内承运库主管，宫廷财务操盘手。
魏彬：礼仪房掌司，负责祭祀与外交礼。
高凤：司礼监秉笔太监，主管宫廷娱乐。
刘瑾通过掌控锦衣卫、东厂及禁军，建立“立皇帝”威权，地方官员觐见需缴纳“拜见银”，吏治腐败达至顶峰。
“八虎”最是了解新皇帝想放飞自我的心理，在他们的“苦心”安排下，明武宗终于可以摆脱束缚了。
他扮演除皇帝以外的其他身份，或为小贩，或为平民，带领小太监穿街走巷，观奇赏异，充分满足自己内心缺失了10多年的对大明社会的好奇。
不过，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可以随心所欲。在日渐成熟的行政生态系统中，皇帝更多时候是充当调解各方矛盾的最高仲裁。
何况，“代天巡狩”历来都是对中国帝王最基础的要求。代替神仙掌管人间，这本来就需要营造一种神秘感，如今皇帝在太监的唆使下公然自贬身份，甘于平凡，那群受命辅佐明武宗的大臣们又岂能袖手旁观？
于是，从六科给事中、通政司到六部、内阁，满朝的文官纷纷指责皇帝的不当言行，同时对于“八虎”的曲意迎合、阿谀奉承嗤之以鼻，要求皇帝罢黜他们。
平衡各方势力是身为皇帝的明武宗必做的事情，但如果应允了朝中那群顾命老臣的意见，势必会让自己再度陷入讨厌的礼教束缚中；而如果偏袒身边宦官，虽有昏君之嫌，却能让自己握有与大臣抗衡的力量，使朝中态势不致影响君权。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明武宗对忧国忠君者的肺腑之言充耳不闻，反而任凭宦官把持朝政，对抗强势的文官集团。
1506年，户部尚书韩文联合李梦阳等发起“驱虎行动”，200余名官员联名弹劾“八虎”。刘瑾利用武宗逆反心理，反诬文官集团“结党欺君”，导致内阁首辅刘健、谢迁遭罢免，李梦阳下狱。
当年建议明孝宗让朱厚照出阁读书的吏部尚书马文升也因在例行裁汰官吏时开罪了“八虎”，被勒令退休。
而德高望重的兵部尚书刘大夏下场更是悲惨，性格耿直的他因历数宦官罪恶，年逾古稀仍被判处流放充军。
在明武宗正德初年的这场政治风波中，因皇帝本人想要加强皇权，曾经辅佐明孝宗开创“弘治中兴”的那群老臣通通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明武宗本人信任的宦官和武将。
此役后，“八虎”全面掌控票拟批红权，开创明代宦官专权新高峰。
“八虎”并非铁板一块，张永因军功崛起后与刘瑾矛盾激化。
1510年安化王叛乱中，张永联合杨一清借献俘之机揭发刘瑾谋反，武宗搜查刘瑾私宅发现玉带、盔甲等违禁物，最终将其凌迟处死。
即便做了这么多，紫禁城对明武宗来说仍是个叫人憋闷的“牢笼”。要想彻底摆脱宫廷对自己的束缚，要么退位让贤，要么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行方便。
明武宗选择了后者，他开始在皇宫之外的豹房单独居住，并要求将各级官吏的奏折全部送往豹房。
关于豹房的作用和具体方位，历史上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明武宗设立的专供打仗使用的“总参谋部”，也有人认为这是明武宗找个借口继续享乐的地方。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用来豢养老虎、狮子的皇家动物园，在明武宗的安排下暂时代替了紫禁城，成为天子日常起居的住所。
明武宗与“八虎”的共生关系，本质是皇权在官僚体系僵化下的异化尝试。
豹房作为权力异化的物理载体，既是享乐空间，也是另类行政中心。这种畸形权力结构虽短暂强化了皇权，却加速了明代中后期统治危机的爆发。
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介入政务，正统年间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均曾权倾朝野。武宗自幼在宦官环绕中成长，其父孝宗虽限制宦官权力，但未彻底废除内廷干预朝政的机制。
而弘治朝形成的文官集团以刘健、李东阳为代表，主张儒家正统治国，但与勋贵、武将矛盾尖锐。武宗登基后，文臣试图以“托孤”身份压制皇权，反而激化少年皇帝的逆反心理。
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制”本为制衡设计，但武宗通过“八虎”将批红权集中于宦官，使司礼监凌驾内阁之上，开创宦官直接代理皇权的先例。
“八虎”的兴衰映射出明代中期皇权与官僚体系的深层矛盾，其成员命运亦印证了依附皇权的投机集团必然伴随君主意志转移而崩塌的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