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5日，日本宫城东松岛市，市民在儿童节活动中举起孩子留影 图/视觉中国
高龄少子化已经成为日本社会迫在眉睫的危机，尽管近十年来日本政府一再呼吁并已出台各种政策，但均未能有效扭转这一趋势。将从2026年4月开始实施的育儿支援金政策招致诸多非议，引发日本国民对生育环境和社会不公的再思考。在自民党腐败丑闻和日本生活成本持续走高引发国民日益不满的当下，该政策恐不仅对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情助益甚微，亦难从根本上遏制生育率的颓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华浩男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日本社会长期面临严重的高龄少子化危机。尽管这是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但对日本而言尤为艰难。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在2024年的新出生人口仅有68.6万，较前年减少4.1万。这也是自1899年实行人口普查以来，日本新生人口总数首次低于70万，总和生育率跌破1.15。
与此同时，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已增至3624万，占总人口的29.3%，75岁以上人口则高达2078万，占总人口的16.8%，社会福利和政府的治理压力空前加剧。
照此趋势，日本政府担忧该国将陷入严峻的萎缩危机，故而将本世纪20年代剩余的5年视作挽救日本社会的最后窗口期。为此，日本政府在近十年内出台了各种生育保障政策。
“儿童?育儿支援金”作为日本政府所倚仗的基本手段之一出台，但因其在机制上需向全体国民征收款项用于补助育儿家庭，因此也被不少网民诟病为“单身税”。
即使承受巨大的社会质疑和在野党的压力，自民党政府恐怕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保障措施在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面前，也只能陷入杯水车薪的窘境。
另外，由于自民党层出不穷的腐败丑闻和执政失能，育儿支援金的出现只能徒增民众的不满，进一步冲击自民党的执政基础，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为日本政治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这不是税，只是要你交钱而已
育儿支援金并非突发奇想的产物。早在2012年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政府时期，经由民主党、自民党、公民党三党合意，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儿童?育儿支援法》，旨在应对少子化危机，规定了对育儿家庭进行一定的保障和补贴。2024年6月5日，作为前任岸田文雄政府“异次元少子化对策”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用以扩大补贴资金的来源和补贴对象的范围。
在计划中，日本政府将整体的补贴规模设定为3.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90亿元）。其中，1.1万亿来自政府对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年度支出的改革与开源节流，1.5万亿来自对既定预算的腾挪，还有1万亿则是面向广大国民征收的支援金——这也是最引发争议的部分。
为了征收支援金，日本政府将采取与既有保险捆绑的方式，对全体日本国民及持有中长期居留资格的外国人进行征收。这有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是社保与医保的社会覆盖面较广，有利于日本政府将尽可能多的人纳入征收范围；二则设立新的税种将在立法层面遭遇层层阻力，这对当前的少数派政府不利，而单单采取提高既有保险费金额的方式，处理起来相对灵活，也能降低一部分国民的抵触情绪。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难掩“税”的实质。
援助金的征收数额依据被征收者的收入、缴纳年份、保险种类等因素而异，经由复杂的计算得出。例如在2028年度，如果被征收者是加入被用者保险（雇佣保险）、年收入为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的公司职员，则需按月征收350日元（约合人民币18元）支援金；如果被征收者是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年收入为200万日元的个体户等人员，则需按月征收250日元（约合人民币12元）支援金，相对较低。
当然，对于公务员等群体，由于所加入的保险类别不同，所征收的数额也会有所变化。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积极考虑对低收入群体、高龄群体等减免一部分征收额。
依照设想，这些支援金将被用于以下数个领域：
（1）强化面向儿童的补贴。具体包括：撤销原有的对家庭收入的限制；补贴对象从初中生延长至高中生；对三胎以后的孩子进行每月3万日元的补贴等。
（2）鼓励生育，对孕产妇进行补贴，包括对孕产妇和每个胎儿的各5万日元。
（3）鼓励0~3岁的幼儿被送入保育园托管照料。原先此项制度将优先考虑双职工家庭，如今则允许任何家庭在一定的时间限额下进行托管，利于其寻求工作机会。
（4）设立产后休假补助金。父母双方均可进行14天以上的育儿假期并获得补助，叠加既有的育儿休假补助金相当于可弥补全额收入损失，但该制度最长只能维持28天。
（5）设立育儿缩短就业补助金，用以补偿因抚育2岁以下幼儿导致工时缩短引起的收入减少。
（6）免除抚育1岁以下幼儿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的国民年金。
无法支援的支援金
“儿童?育儿支援金”看上去征收数额并不大，但它是日本人一系列税负的其中之一。
一方面，日本政府经年累月地提高消费税，已达物价的10%，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掠夺；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则不断通过以非正式雇员替代正式雇员的形式，使国民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上的保障缺位，以此形成了国家与企业的“双重掠夺”。
尽管在纸面数据上日本的收入和就业率一片大好，但考虑到近年的日元贬值和输入型通胀，普通人的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下降，年轻人更难负担结婚和生育的成本。
在此背景下，出台支援金的征收方式和补贴制度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将全体国民视为资金来源，却只有育儿家庭才能受用，因此不少人揶揄此项政策为“单身税”。尽管“无孩税”的提法要比“单身税”更为贴切——因为那些结婚而无子，或孩子已成年的家庭也需负担这笔费用——但这对单身青年群体的触怒显然更加明显。
招致非议的原因非常简单。正如所有回顾平成史（1989年-2019年）的学者都会论述的，当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多是出生于经济泡沫破裂后的“就业冰河时期”，从出生起他们便须承受社会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压力，从而压制了他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想法。因此，唯有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提振经济和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些网民开始抨击日本政府的无能，抱怨日本当前的苛捐杂税已经足够繁重，无论是消费税、汽车重量税、不动产取得税、固定资产税、所得税，还是各类保险，都给民众生活带来压力。
如今，日本国民的税务和社会保障负担率已经高达47%，相当一部分育龄青年本就难以负担育儿成本，选择育儿的反而是相对宽裕的那一批。育儿支援金的出现，搞不好是“劫贫济富”。连儿童政策担当大臣三原顺子自己也承认，该项制度并没有给全体国民带来好处，存在可优化的空间。
民怨之下的育儿支援金也未必能实现政策的初衷。根据日本政府的估算，即使将现有的补贴与支援金合计，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所能获得的也不过是35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而要把孩子养这么大，各个家庭则至少需要付出上千万日元的成本。换言之，如果为了获得微薄的育儿援助金去生育孩子，反而会增加家庭支出的缺口，这笔“支援金”完全起不到援助的作用。
专门研究育儿和少子化问题的京都大学教授柴田悠也指出，如果依靠当前的补贴政策，出生率至多提高0.1，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对此，石破茂政府也束手无策。在面对日本维新会代表前原诚司的国会质询时，石破茂也无法就补贴来源和政策效益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能强调日本对育儿的支持位于发达国家前列。然而，这种虚名和进一步向国民抽血的做法，恐怕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2025年5月23日，东京，日本首相石破茂视察一家儿童餐厅时收到顾客赠送的画像 图/视觉中国
“单身税”不曾有用过
日本育儿支援金还要等到2026年4月才生效，其有效性和连锁反应仍然有待观察。如果从“单身税”的角度考虑，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制度，部分东欧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都可以作为参考——它们的尝试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比如，保加利亚和苏联针对无子女成年人的征税，并没有阻止生育率的一路走低。
以往的许多经验证明，“单身税”并不能激发结婚率和出生率，反而可能引发国民的反感和负担感。
这不禁使人回忆起2018年面对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的质询时，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一番肺腑之言：“生不生孩子、结不结婚，应当是各自人生的选择，我们不应对此发表意见。很遗憾我没有孩子，但每个人都应当在此过程中作出选择……理想的生育率和实际的生育率的确有差距，但我们也正在为创造一个想生且能生的社会而推行各种政策。”
诚然，日本政府应当考虑的是为民众创造适宜的环境，而非单方面催婚催生。如今，民众对于自民党的失能愈发不满，在高腾的物价和社会压力之下，自民党已经在众议院和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连挫两阵，引发其丧失执政地位的担忧，对育儿支援金的热议，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
从现实的角度而言，高龄少子化的危机并非换政府就能解决的，终究还是要凝聚日本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共识，从根本上振兴经济，并营造公平、缓和的社会环境，但这在当前的日本恐怕还难以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