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的一天，武汉市人民政府根据群众举报，对武昌花园山一带展开突击搜查和发掘，从中挖出婴儿骸骨多达1.6万具，足足装满五口大棺材，震惊全国。原来这些死去的婴儿均来自天主教武昌教区开设的花园山育婴堂，以慈善为名虐待和贩卖婴儿，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宗教文化入侵的血泪见证。
自从1901年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来，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让西方帝国主义者以宗教为掩护在中华大地畅通无阻。1905年初，美国神父艾原道抵达湖北，以武昌为据点开始传教，1925年他又被委任为天主教武昌监牧区监牧，管辖武昌，黄石，咸宁和阳新等地的教务，与此同时艾原道还在武昌等地建立了诊所医院，以及学校和育婴堂，用来收买人心。
而花园山育婴堂始建于1927年1月，由艾原道出资，美籍德国裔修女何德美负责日常管理，最初育婴堂位于租界内的汉北医院，半年后则迁往花园山，隶属于当地的天主教教堂。仅在一年时间内，花园山育婴堂就收留了婴儿220多人，从1928年至1951年，育婴堂收留婴儿总数达到数万人，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送婴儿。
可是离奇的是，被送往花园山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竟然奇高，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即使婴儿侥幸活到十一二岁，多数却是下落不明，而在这一连串疑问的背后，隐藏着正是帝国主义者在江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原来花园山育婴堂平时大门紧锁，仅在右侧墙上开一个小小的洞口，由一个美国籍老修女负责看门和接收婴儿。如果有人送婴儿进来，老修女会开具一张收条，上面写有：“收到婴儿，以后不准领取，不准看望，生死存亡不准过问”的字样，然后带婴儿进入育婴堂，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由神父负责取教名。至于送婴儿的人基本以贫困农民和市民为主，或生多了养不起，或重男轻女放弃女婴。
但是对于这些被送来的婴儿，花园山育婴堂却没有好好照料，而是将他们集中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每天只喂吃剩下的米汤和菜羹，也没有人定时负责为婴儿洗澡和更换尿布。长久以来婴儿大多生病，以及全身散发着异味，夏天被蚊虫叮咬，冬天被老鼠啃食，而育婴堂的修女们只保证婴儿不死即可。至于死去的婴儿则统一拉到花园山山脚一侧进行掩埋，为了毁灭罪证，掩埋婴儿尸体的地表上不留任何墓碑痕迹。
有婴儿长大以后，花园山育婴堂会让他们先承担繁重的劳役，最后再由神父和修女进行测试，当中聪明伶俐的就留下重点培养作为未来的传教士，剩下的则和人贩子勾结进行贩卖，售价为每人银元50块。
不过为了对外宣传，艾原道可是做足了功课，只将精心准备好的一面向外界展示，还从教廷请来卢森堡修女前往花园山育婴堂视察并背书。1930年5月，天主教武昌监牧区升级为武昌代牧区，由艾原道出任第一任主教。1940年艾原道去世后，美籍波兰裔传教士郭时济接任主教，而六年后武昌代牧区又升级为武昌教区，郭时济继续放纵花园山育婴堂虐待婴儿和为教区充当面子工程。
当1951年4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花园山育婴堂后，发现幸存婴儿只剩下男婴35人，女婴48人，全部骨瘦嶙峋，且全身长满疮疥溃疡，无一符合健康婴儿标准。到了1953年8月，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花园山育婴堂虐待婴儿一案，当庭判处郭时济有期徒刑5年，同时郭时济及所有美籍神父和修女，在判决生效后一律驱逐出境。另外作为花园山育婴堂的创始人，艾原道墓也被迁出武汉蛇山。
同年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花园山为那一万多名死去的婴儿修墓立碑，是为万婴墓，而万婴墓以塔的形式修建而成，塔下面则葬有装满婴儿骸骨的棺材。其中在塔的正面碑文是这样写道：“这里埋葬的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的骸骨，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好在最后被解救的幸存婴儿经过政府抚养，他们在后来都长大成人完成学业，有的成为国家干部，也有的在社会各行各业为人民服务，算是这场悲剧不幸中的万幸，足以告慰那些死去的1.6万名无辜婴儿。
本文参考资料:《武汉文史资料汇编》，《武汉地方志》，《武昌各界控诉花园山天主堂育婴堂美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婴儿罪行大会告全国同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