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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历史必知|二十四史概要

二十四史概要

“二十四史”是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所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世纪初),止于明代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编写工作始自西汉,止于清代,编写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多年。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这二十四部史书,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钦定,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正统”史书,也就是“正史”——“二十四史”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的。它们都属于中国古代史书体例中的纪传体史书,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下面,逐一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由司马迁撰写。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编写工作。五年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陵辩护,被处以宫刑;后来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司马迁忍辱负重,继续著书工作。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一书基本完成。书成之后的司马迁的情况,史籍缺载。大多人认为,他在完成著书后不久就去世了,死因不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五十多万字,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2年)约三千年间的史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把历史著作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史记》则是纪传体的创始之作,它有“纪”有“传”。《史记》之后的历代正史,都沿袭了这一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卷,计本纪十二卷、表十卷、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包括《太史公自序》)。“十二本纪”按年代记载大事,年代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近的以帝王为主。“十表”是把重要的时事、人物等按年代、地区用简明的表格表示出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大事年表,一是人物年表。“八书”是把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情况分类记述,各自成篇。“三十世家”记载了周代主要封国诸侯、汉初诸侯王的事迹;地位相当于诸侯的人物,也列入世家。“七十列传”,除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介绍作者自己的身世、撰述目的、写作经过以及全书篇目、内容等外,主要记载各阶层人士的活动,其中有类传九卷,少数民族传六卷。

《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巨著。它对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全面叙述了中国上古至汉初约三千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建立起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它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以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纪年。这样,以天子为中心,从精神上统一了全中国。

《史记》不仅是纪传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社会良知、为人为文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起,历代的为文无不以《史记》为法。同时,《史记》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和优美的文学著作的巧妙结合,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所记录的史实向称可靠,是关于汉武帝以前历代历史的唯一完整的文字记录,在史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

对于《史记》,历来治史者无不深加研习,有很多人进行了注解。其中,南朝刘宋的裴骃——裴松之之子——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最为著名,对于《史记》的研读助益颇大。

继《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其父班彪(3—54)是一位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卷来续补《史记》。班固的《汉书》,是在其父所作《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来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入狱,于永元四年(92年)死在狱中。

班固去世后,《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约49—约120)补作;马融(79—166)之弟马续(生卒年不详),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对于《汉书》的功劳是不能泯灭的。同时,她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共一百卷,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所交叉,两书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都有记述。在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里的文字叙述。但是,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材料取舍标准的不尽相同,班固移用时有所增删改易。不过,要想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史记》是不可或缺的,《汉书》也是不可废弃的;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就现存的史籍来说,以《汉书》记载最为系统和完备。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为“纪”,把“列传”省称为“传”,把“书”改为“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了下来。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其中,《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沿革,以及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为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个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当时存世的书籍——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汉书》的《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而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不过,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它虽然篇幅不多,但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及其变迁清楚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从思想高度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班固所谓的“圣人”,就是孔子。相形而言,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总之,班固的见识,不及司马迁高远。不过,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出了一个事实: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经在史学领域站稳了脚根。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当时的东汉人已经有很多地方读不通了,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汉书》的新注。清代末期,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主要记载了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近两百年间的历史。其中,本纪、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西晋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南朝刘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范晔曾在南朝宋武帝的儿子彭城王刘义康那里做官,参议军事;后来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发奋编写《后汉书》。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被杀。

司马彪(?—约306),西晋史学家,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所著《续汉书》共八十卷,论次东汉史事,纪、志、传均备;不过,纪、传已佚,仅存八志三十卷,即传本《后汉书》中的志三十卷。

在范晔作《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范晔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撰成《后汉书》。它简明而又周详,记载有重点而又不遗漏,后来居上,淘汰了其他各种“后汉书”。

相比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有自己的特点。《汉书》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东汉一代,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短促,事迹不多,《后汉书》从实际出发,把他们附在其他帝纪后面。

《汉书》“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中的《外戚传》。汉高祖死后,吕后曾专权多年,所以司马迁和班固把吕后列入本纪;然而,范晔则不加区别地把皇后全部写进“纪”,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君权的尊崇。

《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而不论年代的先后。在《史记》《汉书》已有的类传之外,《后汉书》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把同类的人物纳入一篇。

《后汉书》的《列女传》特别值得注意。范晔认为史书不为妇女立传是不对的,他选择“才行”优秀的各种类型妇女写了传记,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专为妇女立传的先例。不过,晚出的各史把“列女”改为“烈女”,变成了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的碑文,史学上的见识就远远不如《后汉书》了。

《后汉书》的《舆服志》《百官志》是前史所没有的。《舆服志》记载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式样,《百官志》记述了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

《后汉书》志中不立《食货志》,漏载了东汉一代的经济制度,显然是一大缺点。后来的《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方才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代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并补入《后汉书》,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汉书》。唐高宗的儿子李贤等人的注出现后,刘昭注不再被人们看重。今本《后汉书》,纪、传是李贤注,志是刘昭注。

《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晚季,止于吴国灭亡。修史体例效法《史记》《汉书》,有纪、传,缺志、表。此书以魏、蜀、吴三国并列,属于首创。

《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书各分纪、传。作者置“魏书”于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奉魏为正统。

作者陈寿(233—297),西晋史学家,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市北)人,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卒于西晋元康七年。少好学,师事谯周,在蜀汉为观阁令史,因不愿屈事宦官黄皓,屡遭谴黜。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他搜集三国时官、私著作,著成《三国志》。陈寿有良史之才,“善叙事”;所记史实,务求审正,编次得体,文笔简练。

《三国志》叙事较为简略,南朝刘宋的裴松之(372—451)为之作注。裴松之博引群书,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使得注释范围不仅仅限于地理名物,注文多出本文数倍,保存的史料甚为丰富。裴注所增补的内容,首尾完具,引书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散佚。所以,就史料价值来说,裴注不下于陈寿之书。

《晋书》记述的史事,从司马懿开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述了西晋和东晋的兴亡过程。同时,它用“载记”的形式,叙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衰史。

《晋书》全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

唐代以前,关于西晋的史书曾有二十几种;然而,“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才下令重修。《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至二十二年成书。先后参加编写的有二十一人,房玄龄(579—648)等为监修官。

由于唐太宗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两篇帝纪,以及陆机、王羲之两篇传写了论赞,所以旧本《晋书》又题唐太宗“御撰”。

《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往往追求辞藻华丽,而对史实的考辨、史料的搜集则注意不够。

《晋书》的《天文志》《律历志》由李淳风(602—670)撰写。他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所以,《天文志》中记载的天体、仪象、星宿位置等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被后人一致推重。

《食货志》虽然有些疏略,但其中一些记载是难得的史料。

《晋书》的体例与“前四史”有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即它增设了“载记”一项,这也是根据当时特有的政治格局设立的。“载记”记述的既不是“正统”的君主,也不是正统君主臣属的“僭伪”人物,而是记载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在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夏等“十六国”中,除前凉、西凉载入列传(前凉的统治者张轨原为晋臣,西凉的统治者李嵩是唐代皇帝的始祖)外,其余的都收入了“载记”。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刘宋王朝六十年间的史实,起自公元420年武帝刘裕建国,止于479年顺帝刘准被迫禅位。

作者沈约(441—513),南朝梁代文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两代,后来帮助梁武帝登位。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奉敕编撰《宋书》。《宋书》传至北宋时已有残佚,今本中有的篇章是据唐代李延寿《南史》补入的。

《宋书》全书一百卷,其中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书中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列传写作常采用“带叙法”,将不列专传人物的事迹,于某人传中夹带写出。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502年)间的史实,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史书。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撰《北齐书》而改称《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487—535),南朝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字景阳,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其《南齐书》的撰写,始于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以后,完成于普通七年(526年)以前。

《南齐书》共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其中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系本书最后的《自序》(或称《序录》),于唐代已失传。本纪八卷中,除高帝萧道成分上、下卷外,其余六帝各一卷。列传中的“文学传”是萧子显自创,为《宋书》所无。

早在萧子显编撰《齐书》之前的南齐初年,檀超(生卒年不详)、江淹(444—505,历仕宋、齐、梁三代)等曾奉诏撰著《国史》。此外,沈约著有《齐纪》,吴均(469—520)著有《齐春秋》。这些都为萧子显撰写齐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萧子显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的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者亲自经历过;加之萧梁取代萧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这更为萧子显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萧子显身为梁齐皇室,又为梁武帝宠臣,故在帝王及贵族人物纪传中多有曲笔,未尽据实直书。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史笔流畅,叙事完备。于人物列传的写作,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了沈约《宋书》的带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了人各一传的不胜其烦的弊病。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502年)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557年)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此书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经过几十年而辛勤撰成的。在他们父子编撰梁史时,已有大量史著或史料可资参考,但这些史书现在均已失传,现存的《梁书》便成为研究梁朝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梁书》共五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书中无表、志。本纪中,武帝共三卷,其余简文帝、元帝、敬帝各一卷。列传立类传八种,多仿照前史,名目略有更改。列传内容丰富,记事具体,于南朝各史中较好,享有盛誉。

姚察(533—606),南朝历史学家,字伯审,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历经梁、陈(任吏部尚书)、隋三朝。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受命编撰梁、陈二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未竟的撰史工作。

姚思廉(557—637),唐代史学家,名简,以字行;本吴兴人,陈亡后,迁家关中,为雍州万安(今陕西西安)人。唐初贞观年间,姚思廉与魏徵同修梁、陈两朝历史。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629年)至贞观十年(636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魏徵实际担任的是监修官,只在两史的本纪部分及《陈书》皇后传后写有几篇论赞。

姚察、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的文学素养。在史学撰著方面,他们力戒辞藻的华丽与浮泛,文字简洁朴素,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557年)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589年)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

《陈书》共三十六卷,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其中,本纪多属姚察旧稿;除高祖陈霸先分两卷外,其余世祖、废帝、宣帝及后主各一卷。姚察原为陈朝臣子,故在本纪记事中多有曲笔。

列传三十卷,所立类传有皇后、宗室、孝行、儒林及文学等,较《梁书》少,并不载其他民族事迹。

列传中有姚思廉为其父所作传记,如同萧子显于《南齐书》中为其父萧嶷作传,自然不乏溢美之辞。

《魏书》,纪传体北魏史。全书共一百二十四卷,其中帝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一些纪、传和志篇幅过大,又分为二卷或三卷,实际上共一百三十卷。

作者魏收(507—572),北齐史学家,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他机警能文,是北朝三才子之一。北魏时任散骑常侍,编修国史。北齐时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奉诏编撰《魏书》;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齐天保二年(551年),文宣帝高洋令魏收设馆撰魏史,由平原王高隆之监修;天保五年底,全书完成。

魏收奉诏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

《魏书》包举一代,尚属详备。《魏书》首创《序纪》,记述鲜卑拓跋部早期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它还创立了《官氏志》和《释老志》,但疏漏亦不鲜见。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纪缺二卷、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他史书补足。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历史。

作者李百药(565—648),唐代史学家,字重规,安平(今属河北)人。其父李德林,任隋内史令,预修国史,撰《齐史》。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李百药奉诏修撰《齐史》。他参考父亲未完成的遗著、隋代王劭的《齐志》,于贞观十年撰成五十卷的《齐书》,今称《北齐书》。

《北齐书》共五十卷,其中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不过,它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的,这使其价值大大降低。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到581年杨坚代北周为止的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令狐德棻(583—666)受命担任《周书》的主编,秘书郎岑文本、崔仁师协助编写,最终于贞观十年(636年)撰成了五十卷的《周书》,其中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此书的取材仅限于西魏史官柳虯关于西魏的史实、隋代牛弘的《周史》,叙事考订欠缺。但在突破北周时空范围方面,均为他书所不能取代。

《周书》由于所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大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不合史实。但是,它毕竟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由于《周书》以前关于西魏、北周历史的载记都未能保存下来,而稍后的《北史》有关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因而它成了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原书至北宋初已经残缺,今本多取《北史》及唐人史抄补缀而成。虽然它在流传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经过后人的增补,但它的价值仍为人们所公认。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隋书》是由多人共同编撰的,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全书共八十五卷,分别为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有十志记载了南梁、南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参加编写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贞观十年,隋书和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同时完成,全称“五代史”。但是,它们都只有纪、传,而无志。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令续修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后改由长孙无忌监修,参加编写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赵弘志等人。历时十六年,直到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才修完。

《隋书》诸志是配合“五代史”写的,记述了南梁、南陈、北齐、北周、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故有“五代史志”之称。不过,因为该志以隋朝的为主,且隋朝是其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所以把它并入《隋书》。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外,还附载了一些已亡佚的典籍,并论述了学术的源流。它所创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法,一直沿袭至清代。

却说,《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主编魏徵(580—643)是唐初的著名政治家,有远见卓识;他主持五史的编撰,秉笔直书,“时称良史”。另一主编长孙无忌(?—659)也是唐初重要政治家,对法律有精深的研究,曾撰《唐律义疏》三十卷。孔颖达(574—648,唐代经学家)、于志宁(生卒年不详)、许敬宗(592—672)皆为唐初“十八学士”。颜师古(581—645)是训诂学家,李淳风是著名天文学家,李延寿(生卒年不详)是著名史学家。由这些政治家、专家学者主持修史,保证了《隋书》的质量。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四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书中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资料。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南史》,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共记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由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两代人撰成。

李大师(570—628),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相州(今河南安阳)人。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缺乏联系,于是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但是,李大师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最后,由其子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唐初历史学家,字遐龄,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所撰《南史》,依据《宋书》《齐书》《梁书》《陈书》诸史删繁就简,重新编纂,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于一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南史》共八十卷,其中有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无表、志。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在内容方面,《南史》对南朝四史多有增删,其中《宋书》删削最多,凡不重要的诏诰、奏疏、诗文,全部删去。增加史实内容的,以《齐书》《梁书》为多。此外,对于南朝四史中原有的讳饰、疏漏,以及诸史间重复、抵牾处,也多作了补订与改正,且又多引有正史以外的资料,丰富了传记文字。书中重视对南北各朝之间交往的叙述,为南朝各断代史所不及。全书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北史》全书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所记史实起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终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记述了北朝魏、周(包括东魏)、齐(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虽然《北史》是在删节《魏书》《北齐书》《周书》及《隋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由于作者李延寿曾参加修撰“五代史志”,对北朝史实较熟悉,再加上他世代居住北方,仕宦北朝,对有关故事见闻较多,因而,与《南史》相较,《北史》更为精审详尽。

北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均残缺不全,主要依靠《北史》补足。

《南史》《北史》虽贯通南朝、北朝,削除各朝国史相互攻讦之辞,但仍以北魏(包括西魏)、周、隋为正统王朝,而以南朝及东魏、北齐为“偏据”。

在内容上,李延寿根据隋代魏收的《魏书》增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入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从而弥补了《魏书》《周书》的缺陷,成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重要材料。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五代后晋时期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地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宋代宋祁、欧阳修等编写的《新唐书》,才改称《旧唐书》。全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下命修撰唐史;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旧唐书》署“刘昫等奉敕撰”,实际上,作为监修的刘昫(887—946)对这部史书并没作出什么贡献,张昭远(生卒年不详)、贾纬(生卒年不详)等人才是真正的作者。

尽管《旧唐书》的作者对史学未必有出色的见解和才能,但这部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在本纪中,文宗以前部分,多依据实录;肃宗以前部分,直接承袭国史旧纪,所以,它材料充实,记事比较可信。

在列传中,唐肃宗以前的人物传记,多袭用国史列传,记事比较详细明白;有的传里称玄宗为“今上”,有的还在最后保存了“史臣韦述曰”的议论,显露出了照抄国史原文的痕迹。所以说,它保存了旧史的原貌。特别是宋代以后除《顺宗实录》外所有的唐代实录、国史都已失传,这样,《旧唐书》中所保存的史料就更值得珍视了。

唐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唐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由此看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史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废弃;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完全取而代之。

宋仁宗赵祯认为后晋刘昫的《唐书》浅陋,就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梅尧臣、宋敏求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幼居安陆(今属湖北)。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部分,于嘉祐三年(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

欧阳修(1007—1072)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在嘉祐五年写定本纪、志、表。不过,接下来把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全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兵志》的编修,为《二十四史》增添了新内容;在《新唐书》之后,许多史书都编写了《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其次,《三国志》及其以后的各史都没有编写表,直到《新唐书》才又承袭《史记》《汉书》的传统,编制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为人们学习唐代历史提供了许多方便。

此外,《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旧唐书》所未载的一些史料,又增补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等等。

但是,《新唐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如《旧唐书》本纪有三十万字左右,《新唐书》压缩到不足十万。个别的帝纪,删减得更加厉害,失去了许多可贵的史料。

总的来说,《旧唐书》《新唐书》各有优劣,不应厚此薄彼。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世为了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故称之为《旧五代史》。此书记述了唐朝灭亡以后的五十多年的历史,按五个朝代的更替的次序编排,包括“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五书”各分本纪、列传。

“五书”之后,有《世袭列传》二卷,记述了割据一方但仍向中原称臣的李茂贞、马殷、钱镠等人的事迹;有《僭伪列传》三卷,记载了杨行密、李昇、王审知、刘守光、王建、孟知祥等人的事迹,他们独霸一方,称王称帝,名义上也不臣属于中原政权,作者认为是非正统的政权,所以另外立传;有《外国列传》二卷,记载了契丹、吐蕃、回鹘、高丽、靺鞨等部落的活动。

此外,《旧五代史》最后有志十二卷,具体分为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

《旧五代史》的作者为北宋的薛居正(912—981,后唐清泰进士,后周时官至刑部侍郎;入宋后,曾随宋太宗平定北汉,位至司空)等人,其史料价值较高,而文字润色则稍差,比不上大文学家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

北宋时,《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学者可以参相利用,各取其长。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朝廷下令专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遂逐渐湮没。明代初年,只有宫廷还藏有《旧五代史》;明成祖时编辑《永乐大典》时,收录了此书。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竟找不到此书的刻本。于是,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又用《册府元龟》等书的引文来补充。同时又用其他史籍、类书、碑碣资料进行考订,恢复到了原书的十之七八。乾隆四十年(1775年),它成为《四库全书》中的一种,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旧五代史》。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新五代史》,记事时间断限与《旧五代史》相同,原名《五代史记》,由欧阳修撰。

欧阳修在奉命编写《新唐书》之前,曾独自撰写了《新五代史》,约在景祐三年(1036年)以前开始撰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写成,前后将近二十年。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为本书作注。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

《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体例很不相同。《旧五代史》是一朝一书,界限清清楚楚。《新五代史》则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编排,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列传部分一律采用类传的形式,历事数朝的人,编在“杂传”。这是《新五代史》在立目编排上与其他史书显著不同的特点。

关于志的部分,《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考》《职方考》,实际就是《旧五代史》的《天文志》和《郡县志》,其他都略而不志。这是它的一大缺憾。

就史料价值而言,《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稍逊,但也可以互补。由于《新五代史》后出,欧阳修看到了《旧五代史》编者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而且他往往采取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旧五代史》所缺的史实,以加深读者对人物的理解。

《新五代史》文笔较之《旧五代史》要高出一筹,这也是后世《新五代史》盛行、《旧五代史》一度湮没无闻的原因之一。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宋史》记载了宋朝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年)至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共三百多年的历史。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决定为宋、辽、金三朝各立一史,命执政大臣脱脱(1314—1355)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奚斯等为总裁官,主持修史,实际上的总负责人是欧阳玄(1273—1358,欧阳修之后)。

当时元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不允许各史的编写旷日持久,加上宋代史料极为繁富,又有前人的书稿为基础,所以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宋史》。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多的。这是因为,赵宋政权存在的三百多年间,经济、文化有所发展,政治制度日臻完备;雕版印刷已被广泛采用,加之活字版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印刷和广泛流传。元朝编修《宋史》时存世的有关史料,如编年体的历朝实录、纪传体国史和宋人文集、笔记等,相当丰富,所以,《宋史》才有可能撰成鸿篇巨著。

《宋史》全书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志的分量庞大,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系统、详细地叙述了赵宋一代的典章制度,价值较高。其中,仅《食货志》就有十四卷之多;《礼志》二十八卷,相当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礼志》的总和。据粗略统计,列传中有传主二千余人之多;列传中有“世家”一目,记载十国投降宋朝的李煜、孟昶等人,与其他列传没有什么差别。

《宋史》成书匆促,对史料缺乏精心的剪裁,记事详略不一,其他如有目无文之类的疏忽,记事议论间有抵牾,都是其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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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同时也兼记了辽立国前契丹的概况、辽灭亡之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梗概,是研究辽乃至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史》是元修的三史之一,以脱脱为都总裁官。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撰写,次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在元人之前,辽人曾四次撰修实录,为尔后《辽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辽代之后,金代也十分注意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大力撰修《辽史》,前后共有两部《辽史》撰成。

元人撰修《辽史》,参据的主要是耶律俨《辽史》和陈大任《辽史》,并且在书中也多处标明了对二史的采摭。

元修《辽史》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其中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其中,志、表多有特色,颇得后人好评;列传却较为粗陋,有充实内容的较少。

尽管《辽史》在编撰上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毕竟保存了不少有关辽朝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在今天,耶律俨《辽史》、陈大任《辽史》,以及前面所列的“实录”等都已亡佚,《辽史》的价值便显而易见了。

《金史》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

《金史》的撰修过程和《辽史》一样,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参加修《金史》的主要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发凡举例、论、赞、表、奏,皆欧阳玄属笔。

《金史》的取材主要是《金实录》,有关金末之事多取自元好问《壬辰杂编》、刘祁《归潜志》等。

《金史》在元人所修的三史中向有好评。《四库提要》说:此书“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中独为最善”。这种评价较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金史》的撰修特点,体现了编撰者在安排内容和设目上的匠心。

《金史》独有《交聘表》,用表格形式列出金与宋、夏、高丽的使者聘往情况,实在是用极为简括的方式揭示了三国关系最复杂的内容,这在“二十四史”中可谓独创。

《金史》虽然某些记载上也有疏失,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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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洪武二年,以宋濂(1310—1381)、王祎为总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元顺帝以前各代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

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元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

《元史》成书后,饱受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地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因此,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至于取舍不当那就更不用说了。同一传名,译法不统一,甚至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这在其他官修正史中是看不到的。

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首先,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其次,元代重要文献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六条政类》等均已散佚,其部分内容赖《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此外,不少历史人物的事迹已没有其他史料可以查考,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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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主要记载了明朝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二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取材颇为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设史馆修撰明史,未成而罢。康熙十八年(1679年),再开史馆纂修明史。徐元文(1634—1691,徐乾学之弟,均为顾炎武之外甥)、徐乾学(1631—1694)、王鸿绪(1645—1723)等先后担任总纂,聘史学家万斯同(1638—1702,黄宗羲之学生)核定稿件,最终成书《明史稿》。其实,此书多出自万斯同之手。

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1672—1755)等为总裁,根据《明史稿》进行增减续修,至十三年定稿,即《明史》。乾隆四年(1739年),修订刊行。

《明史》全书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其中,志写得比较成功,内容充实,编次得体。《天文志》《历志》《河渠志》包含了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并反映了明代的一些新成就。《艺文志》不同于先前各史,它不著录存世的前代人的著作,只记载明代人的撰述。

《明史》有五种表,四种是因袭前史;《七卿表》则是新创立的,它把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列为七卿。《明史》列传新立了三个传目,即《阉党传》《土司传》《流贼传》。

《明史》虽以《明史稿》为蓝本,但对历史的记述仍然存在许多差别,两书可以相互补充。

以上内容来源于《二十四史》编委会编:《二十四史 文白对照精华版》,线装书局,2014年,仅供学习交流使用,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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