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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样面对哀伤？」
文｜徐菁菁
“没有妈妈的家变得无比空旷，所有的地方都像梦境一样不真实，也像梦境里那样毫无声息。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本属于妈妈和自己两个人的家，在我独自回来的瞬间，就已经变成一间牢固而封闭的茧房，而那些曾经鲜活温暖，充满爱意的细节，那些妈妈留下的痕迹，也已经冰封凝固。它们是既令我心痛，又让我想要紧紧依赖的重要凭借。我想借此寻找那个已经不在的身影。……”
“他叫住我，问：‘和阳，你状态不太对，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没事，我的父亲去世了’。坦然说出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我花了十年。……”
“看着至亲日复一日地衰败、枯萎，从鲜嫩的花朵变成残腐的茎叶是件很残忍的事情。你想让她好起来，但她就是好不起来；你想让她舒服一点，但她就是没法舒服；你以为不会再坏了，但就是会更坏。所有努力最终都化为泡影，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绝望。到最后，我会躲在房间里玩一会，哭一会，但就是不去看她。我只要知道她活着就行，我可以承受自己的悲伤，但不能面对她的病态。……”
“这个过程中，我就像条狗。最初，面对死亡和命运这种不可名状的强大主体时，我只能龇牙咧嘴，汪汪大叫，无能狂怒，后来突然开窍，选择边吠边退，避开了它，然后安全了。……”
“我失业的时候，被领导责骂的时候，得新冠的时候都梦到过我妈。有段时间我都早上五点起床运动身体疲惫不堪也梦到过。我不能科学地释梦，但我猜想，我在困顿之时潜意识里非常需要妈妈，所以她来陪我了。……”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周刊公众号上发布了征文启事，请大家说说自己是否经历过至亲离世，这段经历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处理内心的哀伤的。很快，我们收到了数百篇来稿。以上这些文字，就摘选自其中一些稿件。周刊副主编吴琪说，发稿时，每看一篇，她都要流眼泪。
我想，这些文章至少有两点令人动容：一是它们都细腻地描摹了对亲人至深的情感。读者刘畅写妈妈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光，她留意到妈妈的手：“虽然我们有着同样的性别、身高和体重，但妈妈的手却比我大很多。如此差异每每让我觉得造物神奇：它让妈妈和我的手拉手一辈子都是大手拉小手。”
《妈妈！》剧照
闲人老邱讲到父亲离世后的某一天晚上，“当我在家门口散步时，我毫无征兆地心生悲戚。月儿高悬，街灯闪亮，人间美好，我心里一遍一遍在喊：‘爸爸，爸爸。’父亲再也来不了深圳了，多少次多少次，父亲就走在我现在走着的街道上，哀伤如泄洪般席卷而来，无助又无奈，我边哭边走、边哭边走，好在夜色掩去了脸上的泪水，路人并不会注意那个时不时用纸巾擦脸的散步者。”
其二，这些文章都真切、深刻地呈现了面对至亲离世，人们在哀伤中的复杂处境。读者殷和阳读初中时父亲被诊断为肺癌。虽然父亲十年后才离世，但自从父亲确诊，她就生活在失去父亲的恐惧中。雪上加霜的是，出于对死亡和疾病的避讳，她身边几乎所有人都会回避和她谈论父亲的情况，以至于她长期对父亲的真实状况失语。
读者刘畅提到，面对丧亲，人们因为身份困在不同的处境里：作为成年人，社会期待他/她表现得“成熟”且“负责任”，“是没资格当众流泪的”。刘畅写道：“可是在’失去妈妈’这件事上，大家唯一的共同身份，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悲伤的孩子啊。”她也观察到，女儿和母亲之间有着特殊的紧密连接。她在照护母亲的过程中看到许多女儿不知不觉间放弃了太多的个人生活和独立发展，长久而深刻地困在“照顾者”的身份里，她们的妈妈离开后，她们的哀伤不但痛彻心扉，似乎也更加复杂多面。刘畅还亲身体会到了一个独生子女的痛：一旦失去父母，就仿佛是把人连根拔起。
刘畅说，种种的处境和艰难，似乎都还未被社会所看到。而这，就是我们制作这期封面报道的原因。
《乘船而去》剧照
《我想这样被埋葬》的作者、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香农?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损失、每一次死亡，都是不同的。哀伤不是由任何人、任何机构来定义的。”的确如此。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今天的人们又的确在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哀伤，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需要被看清，被重新理解，甚至进入公共讨论，形成我们这个时代处理哀伤的新的路径。
周刊同事驳静成长于浙北农村。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符号，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是寻常的。驳静阿太（外婆的妈妈）房间里，紧挨着床，摆着一副黑棺。阿太与它同吃同睡。驳静家对面房子里住着一位锁呐先生。小时候，但凡哪一天天还未亮，有刺耳的锁呐声响起，她就知道，接下来会有葬礼。围观葬礼，是驳静小时候挺喜欢的活动。她会跟着送葬队伍，观察那些又哭又唱、扒着棺材不肯放的女人。根据传统，逝者下葬之前，要停灵七天。下葬后要“做七”，从“头七”到“七七”，都要进行庄重的祭奠活动，家族的同辈亲戚都会到坟上祭拜。随后还有周年祭，直到三周年后，习俗上的悼念流程才会正式结束。
而在今天，特别是在城市中，死亡对于许多人都是件极其陌生的事。它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死亡是在医院里发生的。一个人在城市的家里去世，120的医护人员会很快就将遗体运去医院的太平间。在大城市，遗体一般会在三、五天内火化。在殡仪馆举办简单的遗体告别式，就是亲友们最后一次见到逝者的机会。许多人是在不知所措中仓促地走完整个过程，很少有人能够从容圆满地完成和亲人的告别，让自己的哀伤充分的表达和化解。
《走走停停》剧照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死亡是一个社区共同面对和处理的事件。人们会在丧亲者的周围形成一个紧密的支持网络，共同度过艰难时刻。但在今天，家庭越来越小，社会关系越来越疏离，也使得丧亲者能够获得的情感支持变得越来越有限。
当人们仓促、孤独地面对哀伤，会发生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李洁曾遇到一个来访者，在丧亲第一年时适应得非常良好，可以正常工作，也不再会像刚开始一样整日哭泣，但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惊恐发作，哀伤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了。而在哀伤支持沙龙中，也经常会听到丧亲者向同伴者享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好起来”？我现在进入哪个阶段了？我还要多久才会“恢复原样”？
事实上，丧亲带来的哀伤是心理学最复杂的课题之一。在情感上，它有时会混杂内疚、愤怒、失望、悲痛等多种情绪类型；在认知层面，它又可能涉及否认、困惑等念头。哀伤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身体反应，有研究证明，当至亲之人离世时，就连人的心脏收缩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遭遇不同的关系丧失时，产生的哀伤反应也是千人千面。
在中国，哀伤的处理还有另外一重复杂性。《哀伤疗愈》作者，亚美哀伤咨询培训中心首席咨询师曾应上海徐汇区卫健委邀请，为社工与失独家属进行讲座，但结果出人意料——60%的听众表示不愿再听类似内容。经过反思，刘新宪认识到，哀伤干预不可避免会提到“死亡”“痛苦”“绝望”，但很多中国丧亲者此前从未接触这些概念。
《孤味》剧照
人们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丧亲者的哀伤。刘新宪告诉我们，在面对丧亲者时，外人随口说出的“我理解你的感觉”，会让他们感觉不适：“不是身处其中，你怎么会理解我的感觉？”还有中国人习惯的“节哀顺变”的安慰，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恰当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潜藏着一种期望，要求丧亲者压抑他们的哀伤，不要把哀伤负面影响传递给他人。”
此外，“您一切都好吗？” “请告诉我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事”等安慰则过于抽象空洞，而“您一定要坚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等都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对方把内心紧锁而不是把痛苦释放”。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周宁宁曾经做过关于哀伤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双方体验的哀伤情绪程度类似的情况下，中国人在亲近他人面前表露的情绪要比瑞士人低得多。与此同时，当表露情绪时，中国人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表达对死者的内疚和自责，而非传递积极感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观察，“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和规范已经被社会流动打破，没有什么可以真实地抚慰人的丧失感，人们只能靠一个人自洽、自愈、自渡，自己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社会将哀伤视为社交的禁忌，缄口不谈；个人将痛苦的内心封闭，成为孤岛。种种因素都会让至亲离世成为一道隐秘的伤口，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丧失和漫长的痛苦。
《河畔须臾》剧照
没有人应该在如此痛苦的时刻成为孤岛。程伟文七年前加入了香港赆明会这个提供临终陪伴和哀伤辅导的机构。此前，他已在香港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等机构从事了二十多年的长者服务工作。 那一年，母亲病重住院，程伟文辞去工作，在医院做了两个多月的陪护。母亲临终前，医院的“院牧”（在医院中从事心灵关怀的专职人员）握着他的手祈祷。院牧的话，程伟文曾无数次在工作中说给服务对象听。可当自己成为那个需要安慰的人时，那些话却如同第一次被听见，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与慰藉。正是因为这种切身体会，在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程伟文把目光投向了赆明会。
赆明会这个机构，就在香港一栋居民楼的三层平台上，抬头就能看到四楼邻里伸出的晾衣杆。这样的社区嵌入，正呼应着“老龄化邨屋”逐渐浮现的现实需求：当年搬入这里的年轻家庭，如今已经与整座屋邨一同老去。
中国内地的哀伤辅导虽然起步较晚，但也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记者魏倩旁听了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临终陪伴和哀伤处理的直播，也加入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支持的互助团体，他们每月都会组织针对丧亲者的支持活动。公开谈论哀伤，向同行者和专业人士寻求心理支持，正在成为一些人们渡过生命至暗时刻的选择。
其实，哀伤本身并不可怕。正是因为有爱，我们才会哀伤。失去至亲之后，生活不会恢复“原样”，但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运转下去。用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李洁的话说，“亲人去世后，生活中从此就拥有了两个房间，在丧失导向的房间里你会感受和面对自己的哀伤，在复原导向的房间里你要应对其他的生活和角色。哀伤的适应不是你在这个房间待够后就把它埋掉、摧毁，再也不必回头，而是你慢慢学会在这两个房间里自由来去，灵活地选择自己可以在哪里，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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