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陈永贵的故事
1986年3月26日晚上8点35分，陈永贵逝世。这一天，距离他确诊肺癌，不过半年的时间。
陈永贵的一生，完全可以用抛物线来形容。
孤儿出生，被人收养，少时聪明能干，成为农村基层干部，中年时乘上政策东风，凭借大寨经验步步高升，在花甲之年一跃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五年之后辞去副总理职位，引以为傲的大寨也被批得体无完肤。
逝世的时候，陈永贵身上的职务已经只剩下北京东郊农场顾问。他的葬礼规格和追悼会规模，应该怎样界定，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最终，邓小平开口定了调子：按副总理的规格办。
一、传奇农民陈永贵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陈永贵的一生，只能是——传奇。
1915年，山西的一户贫困农家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作为家中的第一个男孩，他的出生让父母欣喜若狂。
父亲在他身上寄予厚望，取名永贵。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家里贫困的事实。为了能有口饭吃，父亲先后卖掉了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最后卖掉了他的母亲。
陈永贵六岁那年，被贫穷压得抬不起头的父亲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孤苦无依的陈永贵被大寨一个好心的老人收养，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土改之后，已经长大成人的陈永贵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孤儿出身的他深深懂得集体的重要性，陈永贵将村里的老幼人群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又叫老少组。
与另一个互助组全是壮劳力不同，老少组只有陈永贵一个壮劳力。组里的老老小小都很感激陈永贵，一个个不计得失地干活，很快老少组的平均亩产就达到169斤，引得其他互助组成员纷纷加入。陈永贵因此奠定了他在大寨的群众基础。
见此情景，原来的村支书主动让贤，陈永贵便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大寨支书生涯。
这个支书并不好当。大寨的耕地比较分散，面积小，只能用人力耕田，而且因为气候条件不好，大寨历史上一直缺粮。
陈永贵上任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提出了十年造地规划。
大寨有条狼窝掌沟，长不到两千米，宽不过15米，但是高处到沟底的落差竟有200米，地势险要，无雨则旱，有雨则涝。
当陈永贵准备把狼窝掌沟改造成良田时，村民们无一看好。
敢想敢干的陈永贵带着村民，三战狼窝掌，建成了30亩梯田，亩产高达200公斤。
而大寨历史上最好的年景，平均亩产也不过170斤。如此耀眼的成绩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层层上报后，昔阳县委、晋中地委、山西省委纷纷发出向陈永贵学习、向大寨学习的号召。
陈永贵的名声直达中央，则是起源于1963年的一场灾难。
一场七天七夜的大暴雨袭击了大寨，超过半数的房屋和梯田被冲毁，全村老小挤在一块高地上焦急地等待陈永贵回村。
在县委开会的陈永贵顾不得会没开完，赶回村里，看着抱头痛哭的村民们，陈永贵只问了一句话，有没有人和牲口被冲走？
当听说人和牲口都没事时，陈永贵说，哭什么！只要人在，牲口在，家可以再建，田可以再造。而且，陈永贵还提出，国家也处于困难时期，遭灾的大寨不要国家的任何救济。就这样，自力更生的大寨人在陈永贵带领下，经过一番苦干，当年粮食亩产仍然达到700多斤。
大寨的成绩轰动了整个山西省，省委将陈永贵的事迹上报到中央，陈永贵奉召去国务院汇报工作，从此进入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视线。
恰逢全国粮食短缺，大寨精神正赶上当时政策形势，在中央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陈永贵被树为全国典范，诸多荣誉加诸到他身上，大寨更成为当时的学习圣地，络绎不绝的人群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参观。
二，修改遗嘱
陈永贵去世16年后，儿子接受采访时揭秘：其实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1986年，陈永贵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的高干病房。
住院期间，先后有不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看望陈永贵，无一例外，大家都希望这位曾经的英雄能够早日康复，再次回到队伍中。
而陈永贵对于组织的关心也是心怀感激，每次都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但病情却并不会这么通情达理，陈永贵每天都需要靠着输液来维持基本的营养需要。
而在输液时，因为陈永贵太瘦，护士们经常是找不到血管，试了几次之后，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在脚上扎针。
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一天，陈永贵让孩子们将领导人叫了过去，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的最后请求：
去世后，请不要给我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
说完之后，陈永贵便在旁人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最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就在完成这项工作不久之后，陈永贵便离开了人世，享年72岁。
陈永贵去世几个月后，其儿子陈明亮便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因为陈永贵一生节俭，并没有太多积蓄。
由此一来，陈明亮的学费便成为了这个家庭的难题，在好不容易凑齐学费之后，陈明亮一家人的生活几乎是捉襟见肘，最困难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三毛五分钱。
等到了大二之后，陈明亮就开始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以此来缓解家里的负担。
毕业之后，陈明亮也是先后经历了很多，去过公司上班，也自己开过发廊和餐馆，再后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去到了澳洲留学，学习了两年的工商管理。
于是在毕业之后，陈明亮就正式投身到了商业中，虽然与父亲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陈明亮表示，他会永远视父亲为榜样，该挣的钱挣，不该挣的钱不挣，不给父亲丢脸。
随着经商逐渐有了起色，陈明亮一家人的生活这才开始有了好转，随后，他也是将母亲从乡下接到了北京一起住。
陈明亮也是家里几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周总理一直劝说陈永贵将户口迁到北京，但他都表示了拒绝，表示要减少城市户口。
直到辞职留在北京看病后，他才同意将户口迁到了北京，而这时年纪尚小的陈明亮也就跟着签到了北京，家里其他几个已经成年姐弟的户口则继续留在了江西。
陈永贵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跟着自己沾光。
不仅如此，他的二儿子陈明善当时在陕西当工程兵，表现很是优秀，得到了首长的认可，表示等他入党之后可以去到军校锻炼锻炼。
对此，陈永贵始终没有同意，于是，陈明善在此之后就一直只是个工人的身份，后来拖拉机厂倒闭之后，才去到电业局上班，以工代干。
陈家其他的几个子女同样都是如此，大多都只是普普通通的职员，而且都是凭借着他们自己的本事得来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家的几个孩子对于陈永贵都有着不少的抱怨，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渐渐理解了父亲。
陈永贵终其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做贡献，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借着自己的名义，身居高位。
甚至陈永贵在去世时只留下了8300元的遗产，在这之中还包括土改时房子作价给集体的三千多块钱。
当时，按照陈永贵的遗嘱，这些钱是全部需要上交充当党费的，为此，陈永贵妻子还和其大吵了一架。
因为当时恰好赶上陈明亮考大学，家里经济负担本来就很重，最终在陈母的坚持下，陈永贵才修改了遗嘱。
三，陈永贵怒斥张春桥
在那个年代，毛主席，周总理等在人们的心中是很神圣的，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有一种神秘的崇敬情怀。陈永贵虽然成为了政治局中的一员，但一点也没有减少他一个农民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神圣的神秘的崇敬情怀。因此，每次不论大会小会上，还是其他的任何场合上，只要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场，他都要瞅准机会找个办法，把自己对他们的这种感情表达出来。所以每次鼓掌时，他的掌声都很响，动静也很大，动作更引人注目。这使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张春桥很是看不惯，可同为政治局委员，两人公开场合中的位置离得又很近，张春桥每回看到这种情形，神情都很冷漠，甚是轻蔑而讥诮。多次之后，陈永贵虽有察觉，并感受到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对张春桥也看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又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也不愿意得罪他，因而，两人之间场面上也还过得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
直到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到山西省刚御任的某同志出任装甲兵司令时，“四人帮”都投了赞成票。该同志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这个同志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撤销、毁掉等等。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些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
陈永贵当时就发作，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冷嘲热讽地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议不许我说话？我反应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紧张。邓小平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的神态。
这样针尖对麦芒的场景，在中央会议上还是少见的。陈永贵如此直白的讲话，张春桥回不是、不回也不是，脸色难看地呆坐在那。没人说话缓解气氛，大家也乐得一向咄咄逼人的张春桥出丑。作为会议主持人王洪文有心打圆场，但没这个本事和胆量。
最后，会议不欢而散了。散会的时候，陈永贵狠狠瞪了张春桥一眼，哼了一声才离开。离开会场的路上，不少与会人员跟上来，给他竖起大拇指，夸他厉害顶得好。
陈永贵回到住处后，又有几个得知此事的老干部打来电话，称赞他干得漂亮。后来有次陈永贵外出公干，许世友也在。许世友兴奋地请陈永贵喝酒，一起发泄对张春桥的不满。
